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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勤读勤写,始终一书生”:钱穆的读书为学
发布时间:2013-06-03 点击次数:9757

命运往往厚此薄彼,难显公平。当我们慨叹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,却不得不感慨上世纪上半叶大师成批的出现。成批的大师中,甚而有不少没有上过大学、缺乏完整教育经历的。他们凭借自学、苦学,开辟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,并得以跻身大师行列。这当中,钱穆(18951990)是一个代表。 
  钱穆,江苏无锡人,12岁丧父,因家贫无望上大学,1912年,18岁的他中学没有毕业即退学,只好自学。也就是在那一年,他开始了此后“读书、教书、著书”的人生历程。前后教过10年小学,8年中学。1930年,36岁的钱穆凭一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深获顾颉刚赏识,经他推荐,到燕京大学任教,从此走上大学讲坛,任教于南北各大学,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,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多年。他自称“上堂教书,是我正业”,更可贵是1949年后出走香港,在“手空空,无一物”的艰难环境中创办新亚书院,为香港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。 
  钱穆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中,自成一派,主张博通以区别于一味求专精的主流史学。抗战期间在云南蒙自撰写的《国史大纲》,是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通史著作,书中鲜明提出要对本国历史抱“温情与敬意”。后渐转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与阐发,晚年致力于朱子学研究,留下巨著《朱子新学案》,临终前领悟“‘天人合一’论,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”。 
  钱穆凭自学成才,虽然他说:“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,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。除非是万不得已,才采取自学的途径。因为在学校里,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,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,增进内心的修养,完成伟大的人格,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,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。”但他能够成就如此的学问人生,在读书为学上自有他的过人之处。 
  他最大的过人之处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所在,在一篇文章中他说:“我没有机会进大学,从十八岁起,即已抗颜为人师,更无人来作我师,在我旁指点领导。正如驾一叶舟,浮沉茫茫学海中,四无边际,亦无方针。何处可以进港,何处可以到岸,何处是我归宿,我实茫然不知。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,亦无人对我有拘束。我只是一路摸黑,在摸黑之中渐逢光明。所谓光明,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。因有喜悦,自易迈进。因有迈进,更感喜悦。如此循循不已,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,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,觅得了我自己,回归到我自己,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。”这段文字,把他读书的甘苦所得都原委道尽,可以看作他多年自学摸寻读书门径的心路写照。原来,读书做学问并非只是一味地苦,也自有它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,有它自在的喜悦。他的侄子钱伟长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:“他在苏州任教(中学)时,朝迎启明、夜伴繁星的苦读,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精读,时而吟咏,时而沉思,时而豁然开朗。我看他读书的滋味,简直胜过任何美餐。”正是那内心的喜悦促成向上的一机,让钱穆找到了自我真正的价值所在。 
    
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钱穆对读书乐在其中。他从19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,在北京前后5年的大学教授生涯中,共买了5万多册书,约20万卷左右。他称“北平如一书海,游其中,诚亦人生一乐事”。这些书是他历年薪水所得,节衣缩食购置的。他曾对一友人开玩笑说,一旦学校解聘,就摆一书摊,可不愁生活。可惜因为抗战,他这些藏书后来都流失了。 
  读书求学问可以安身立命,对很多人来说,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想法,但对钱穆来说,却是他评价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尺度,是他抗衡社会流俗对于成功评价标准的武器。他曾对弟子严耕望说:“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,你们有意读书,已是高人一等,但是气魄不够……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,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!”读书跟做人一样,在钱穆看来,需要大气魄。他说:“求学不可太急。太急,不求利则求名,宜当缓缓为之;但太缓,又易懈怠。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着!”“诸位学史学,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,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,来看此历史之变化。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,一切世运兴衰,背后决定在人。决定人的,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,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。” 
  他是高度重视这些精神条件的,他在《中国史学名著》里“诫劝”读书人:“书须懂得一部一部地读。读一部书,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。从事学问,不能只看重材料……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,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,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。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书的作者,才懂得这一书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……关着门,独自寻求,别有会心,才能成一家言,有创造。纵不说是科学方法,也是做学问一正法。耐得寂寞,才可做一人物。”又说:“其实做学问也不觉寂寞,如从周公、孔子直看到司马迁,乃至章实斋,尚友古人,转益多师,更何寂寞之有。”还是乐在其中的读书人的喜悦。 
  书生虽然文弱,但需要坚强的意志。钱穆对读书人有很高的期许,他告诫学生:“我们读书人,立志总要远大,要成为领导社会、移风易俗的大师,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!”他非常欣赏曾国藩在《原才》当中的一句话:“风俗之厚薄奚自乎?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也。”一二人的努力可以改变风俗吗?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艰辛过程确乎表明了,少数人的坚持可以产生改变机运风俗的作用。他为新亚书院所作校歌里有这样一段:“山岩岩,海深深,地博厚,天高明,人之尊,心之灵,广大出胸襟,悠久见生成。珍重珍重,这是我新亚精神。”他想的是,“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”。在新亚开学典礼上,他说过:“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。要替文化负责任,便要先把自己培养成完人。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,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。要发扬中国文化,也要沟通中西不同的文化。”他为新亚制订的学规第一条便是:“为学与做人,贵能齐头并进,融通为一。” 
  晚年的钱穆,有一次在台北外双溪素书楼里给学生讲课,当讲到什么是“读书人”,什么是中国的“士”时,他激动地说:“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,又是什么国学大师。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,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。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,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。”“士”是做什么的,在钱穆看来,“士”就是传播发扬中国文化的使者。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志趣与追求,而这也正是多少中国读书人曾经的理想啊。